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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答辩时公然宣称所谓“台湾有事”即对日本造成“存亡危机事态”，并在此后几日的国会质询中强调不撤回该言论，以此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此等行径幼稚且危险。
高市“有事”的错误言论背后，折射出了当前日本政坛在战略认知上的严重滞后与真实困境。高市的“有事”，恰恰暴露了日本自身在时代变局中的“有事”。
日本缺乏中国通、中日通、区域通
高市早苗此前从未到访中国大陆，反而多次窜访台湾省，由此形成的中国形象完全是主观印象。
而1961年出生的高市，其成长环境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依靠越南战争、美苏争霸等特定历史时期获得了大量海外订单，民众无暇反省历史错误，以致对战争责任的回避形成了惯性。
加之岛国特殊的地理形态塑造了民族的单一性、语言的非通用性、文化的保守性，“封闭”的日本对国外情况的了解愈发匮乏，除高校、科研机构的“汉学”研究者群体外，日本社会对当代中国的了解十分有限，对中国能够赶超日本的技术、产品、理念抱有怀疑态度，以至于用“中国威胁论”“不正当竞争”“不重视专利权”等标签诽谤中国。
这种结论前置、主观先行的审视中国的做法与日本民众的“优越感”比较合拍，进而形成社会思潮，亲自来中国、全面看中国、客观说中国的日本人反而成了异类。这导致日本缺乏足够了解当代中国的中国通、熟读中日两国历史的中日通以及全面研究东北亚、东亚的区域通，自然无法协调与周边国家或地区包括领土在内的各种外交事项。
而作为日本最高行政长官的高市，其不顾邻国人民感情而发出的“有事”等错误言论，则是日本缺乏上述“三通人士”的真实写照。
任期越短广升网，思想越右
高市的右翼言论及右翼思想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甚至在10月10日，日本“留守首相”石破茂发表的战后80周年“个人见解”中，很多内容都明显指向了日本政坛愈演愈烈的右翼言论，特别是高市本人。
石破茂曾两度执掌日本防务系统，先后担任“防卫厅长官”和升格后的“防卫大臣”，可能连他都没想到高市上台后的言行会如此之“右”。
近年，日本再次进入一年一首相的“战国时代”，这种局面更有利于擅长发表右翼言论的竞选型政客，只追求当选、不擅长理政成为政客的惯用伎俩。
将精力集中于竞选的右翼，甚至都不完全清楚上台之后要怎样施政，特别是高市内阁中有一半阁僚首次入阁，能为高市提供真知灼见的人比较有限，能够阻止高市头脑发热、异想天开的人更屈指可数，任由高市任上胡作非为的结果将是把日本再次引入万劫不复。
同样在11月举行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在野党立宪民主党的冈田克也（曾任外务大臣）一直就政府是如何判断日本于台湾省的何种情况下将会进入“紧急事态”一事反复追问高市，但高市总以“通过整合各种信息进行综合判断”等外交辞令闪烁其词。令冈田直言“政府（对‘紧急事态’）的裁量权如此宽松自由，我党表示担忧”。
这也呼应了前述石破茂的“双十”见解。他强调反省日本在发动侵略战争前为何宪法控制不住军事、议会无法制约军队、政治仅依靠元老及重臣、政客能够通过所谓议会投票排除异己等历史情形的重要性，暗示了高市等右翼企图通过修宪形成国家军队，并为发动战争合法性赋权，这极具危险性。
政治制度基本失灵
高市内阁可能继续短命
近年，日本政坛一年一首相，从世界政坛来看，也没有哪个经济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首脑更换得如此频繁，明显不利于社会发展和稳定。这说明任何群体或个体都暂无能力带领日本走出长期的发展困境。
2015年4月21日，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安倍晋三（左二）与高市早苗（右二）商谈。新华社发
挨着美国欺负、邻国关系也不好、经济发展还找不到明确的方向和抓手，无论谁当选都不能对解决日本自身问题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由西方鼓吹的、日本效仿的所谓民主政治在当下阶段于国家治理中已然无法发挥实质性作用。
高市任职首相之前，几乎没有以内阁成员的身份独立成功处理国际事务的例子，其长期表达的对华观点在日本政坛很难推行，更不可能成功。而其妄想的有关中国台湾省的错误观点，以及所谓“军事自主权”、“经济去中国化”等各种言论，将成为她政治短命的直接导火索。
日本首相的支持率大多都是高开低走，若高市继续发表错误的右翼言论，则支持率更会被迅速拉低，她也将步菅义伟、岸田文雄、石破茂等人的后尘，12个月或是其任期大限。
特别是明年10月——在日本国外，美国马上举行中期选举，特朗普在此时间点哪怕是从表面上也要修复与重要国家或地区的紧张关系，更不会支持高市的为所欲为；
日本国内，每年4月1日是新财政年度的开始，10月刚好是经济半年报出炉之时，按照日本近三十年的发展轨迹，加上高市的几剂“猛药”，日本的内忧外患大概率会有增无减，彼时的高市将会陷入空前的政治孤立，日本因此失去的也将不止是三十年。
作者：鲍同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外国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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